由城市病所引发的中国新上山下乡

       只需开车十分钟,广告策划人周中罡就能把生活从“城市频道”切换到“乡村频道”。        周中罡的“乡村频道”,位于距离德阳市区十公里之外的寿丰镇东湖乡高槐村。3年前,他和妻子在这里租下一幢民房,种菜浇花、读书画画,过起惬意的田园生活。        乡愁在发酵,田园在召唤,家乡在崛起……各种各样的动因,让越来越多的人从城市走向乡村。有人享受田园生活,有人给乡村带去城市文明,有人拨动生意的算盘……其间,融合与抗拒,享受与焦虑,勾勒出当今时代“新上山下乡”不一样的表情。   “城归”下乡,带来“慢”经济        让周中罡“切换频道”的原始动力,是乡愁。从乡村走出来的他,对田园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中心城市工具化、脸谱化,则让他萌生了回到乡村的念头。        “晨起沐浴,庭院扫洒,池边观鱼,屈指数花……”周中罡微信上的照片和文字记录了高槐村的惬意生活。2012年,他在绵竹、什邡、德阳等地搜寻一大圈之后,选中了偶遇的高槐村。他租下主人的房子,摆起书架,买来农具,起名等闲居。        离开中心城市,到周边乡村享受田园慢生活的,不止周中罡。在距离成都市半个小时车程的三圣乡,就蜗居着小你的虚空间、樱园等文艺和田园气息交织的空间。它们的主人,有的是专栏作家,有的曾经是国企领导。樱园的女主人熊英说,自己的“田园”梦,源于幼年:“农村生活一直都很纯朴。乡亲们散了工之后,聚在院坝里摆龙门阵,一起吃饭,这就是生命本身应有的活力和热情。”        乡愁发酵,田园生活如同一个磁场,吸引着众多城市人的脚步,也让乡村酝酿出“慢”经济。        2014年底,在朋友们的强烈建议下,周中罡将“等闲居”改造成一家乡村咖啡馆,并取名:不远。“离城市不远,离乡村不远,离理想的生活不远。”周中罡解释。        沿着乡间公路走近“不远”,淡黄色的招牌上,一只爬行的蜗牛悠然自得。阳光下的小院里,书架、藤椅、插花自成风景。打着乡村慢生活的招牌,“不远”还提供很多田园生活体验。“可以体验农耕生活,也可以去周边挖野菜,还可观鸟。店里特意准备有望远镜、鸟类识别图册。”周中罡的妻子胡蓉热情推荐。        每逢周末,“不远”门前都停满了车。有时候,也有当地村民出于好奇,到“不远”点一杯咖啡尝鲜。不过,“不远”的客人主要还是城里人。        如今,高槐村已经开起两家乡村咖啡馆,油画、陶艺、木雕等门类的艺术家也相继进驻高槐村。不少因为打工离乡而紧锁的村民家门口,也挂上“房屋出租”的标志。“这里不久也许会成为德阳乡村慢生活的示范点。”高槐村党支部副书记张赟告诉记者,高槐村已经把发展文化旅游作为一项产业规划,期待着乡村休闲游能为当地百姓带来红利。        中央党校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教授郭强把像周中罡这样的人称之为“城归”。“农村孩子到大城市里头,积累了资本、能力和人脉关系,然后再回到农村去改造农村,这是一个必然的改造过程。”   乡村“试验田”,引发农业生态转变        从“地主”到园主,返乡的“新农人”们不仅改变了祖辈们和土地打交道的方式,也正引发乡村和农业生态的转变。        黝黑的皮肤,让资阳市绿能生态农业观光产业园董事长杨慧看起来像个地道的农妇。        5年前,从资阳农村走出去的杨慧在广东,和来自台湾的老公经营着自己的企业。“我们有很多朋友做农业,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也渐渐对现代农业产生兴趣。”2010年,杨慧回到老家建立生态农业观光产业园。        同样,“80后”唐文萍也瞒着父母辞掉了成都的工作,回到老家安岳养鸡、种湘莲,创办了闲云农园。        从城市回到乡村,杨慧和唐文萍不再像父辈那样单纯种地,而是转身当起园主。        唐文萍的闲云农园采用“半农半X”的发展模式:一方面,用湘莲种植构筑立体生态农业,充分开发荷塘及其周边所涉农作物与养殖物的效益;另一方面,为农业副产品融入设计元素。尽管才两年多时间,她的农庄已能固定为当地提供100人左右的用工需求,农忙时更是需要200-300人的劳动力。而杨慧的产业园则集中流转了1500亩土地,流转出土地的农民在收取土地租金的同时,也可以在产业园打工,在家门口挣工资。        “资本、技术、人才等城市生产要素下乡,能改变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四川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克俊认为,除了给农民带来经济效益和就业岗位,城市生产要素下乡也拉动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管理方式,拉动了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梦想变现,一路进守拉锯        对于周中罡和杨慧们而言,田园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对于祖辈生活在乡村的人们而言,田园却是生存。田园梦变现的路上,进与守、保留与提升一路拉锯。 已经5岁的樱园,今年再次遇到难题。“这里正面临被肢解,虽然我们租约没有到期,也主动涨价保全,却难以满足地主的胃口。”在自己的微博上,熊英写道:从前年开始,已经失去两块地了,死掉几株大树。我想留下菜地为客人们种菜,想留下成片的蔷薇花、金桂……但他们有自己的审美,铲掉花木蔬菜,把田地铺水泥通车,安装不锈钢栏杆,搭塑钢房子……”几经拉锯,在损失了一块菜地,增加了租金之后,熊英的樱园才得以保全。        “最初许多老乡不愿把土地流转出来,他们并不相信我。”杨慧说,在创建产业园之初,她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实地考察、沟通协商,和村民们同吃同睡同劳动,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让大家渐渐相信她并不是来圈地的。        农民的担心并非毫无缘由。“农业建设投入周期长,经济效益缓慢,很多人一开始热情很高,结果却搞不下去。”张克俊说,“近几年,生产要素开始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双向流动,从城市流向乡村的资本、技术、人才和产业正逐渐增多。然而很多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往往以农业的名义大规模圈地,最终却改变土地用途,开展商业开发,使得农民遭受排挤。”张克俊向记者列举自己在调查中曾遇到过的反面案例:圈地挤占农民生存空间;不适当的生产方式污染土壤、水资源,破坏乡村的生态;乡村观光体验游带来游客的同时,也留下生活和工业垃圾。        周中罡就正面临这样的问题。高槐村如今已经出现乱停车问题,堵车从城市蔓延到高槐村。让周中罡担忧的还有生态环境问题,“不远”提出“拒绝麻将,拒绝酗酒和大鱼大肉”的口号,厕所自备的大木桶中,也盛满用来冲洗厕所的茶水。“但是如果以后进驻的各种商用住户多了,会不会出现无序经营、乱排乱放?会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未来,乡村是综合生态服务系统?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现在出现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将建立一种新的城乡关系,如何引导这种关系良性发展,是人们未来必须面对的问题。        日前,一场以“构建新城乡关系”为主题的沙龙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提出“新上山下乡”的观点。他认为,城市病在中国爆发,交通拥堵、食物安全等问题,激发了人们回乡的愿望。“农村将为城里人提供一个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它提供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文化、精神、休闲等等,而农村变成一个消费的场所,而不再是一个生产的场所。”俞孔坚说,以前城市是消费者,农村是生产者,而新的上山下乡将导致一种新的城乡关系的建立。        最早在中国提倡“乐活”生活方式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沈立也多次提出“新上山下乡”的概念。“保留与提升广大农村,倡导与发展生态而时尚的乡村生活方式,在城乡各地构建这种生态文明村,引导与激励大批知识青年、小资白领与富裕阶层再次上山下乡,不仅是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国际流行时尚与未来发展趋势的好事,还能顺利解决在大型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难题——空巢问题、大学生就业、新农村建设等。”        但一枚硬币有它的两面。“我的老家在达州农村,我经常会回去观察家乡。很多地方如今都在发展旅游。城里人下乡,是给当地居民带来了经济收入,但是同时也留下了更多的垃圾,把城市病带到了农村。”四川作家罗伟章表达了担忧,在他看来,城里人下乡,更多的是选择了离城市较近的郊区或者乡村,更像是把城市延伸到了乡村。“城市的资本、人力上山下乡,是需要一定基本条件的。”张克俊说:“在未来,农村的景观价值、生态价值会越来越突出,休闲、观光农业将会是未来乡村发展的一个主导方向。在这种大背景下,需要进行提前介入、统一规划。只有对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生产标准和服务标准进行统一规划,良性引导,才能更加长远地发展。”   ——四川日报